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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行间的文脉传承
字体:[ ] 日期: 2021-03-18 作者:

 

 

中华文化绵延至今,古籍作为载体功不可没。古籍整理的目的是挖掘文本价值、传承文化根脉。古籍整理涉及训诂、音韵、校勘、辨伪等知识,要求整理者有极高的学养、耐烦的功力。那些夹在经典作品字里行间的小字正是传承文脉的游丝。古人在面对古籍时,也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古籍进行处理的方式,或在专业性、或在普及性上下功夫,略举几种方式,以做简要说明。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书影

 

 

注疏:训诂校勘,补缀史料

 

由于时代相隔久远,随着语言、文字、习俗等的变化,很多古籍如果没有前人的注释,我们就看不懂。古代学者距离文献产生的时代更近,通过古注了解更古的人,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保护了文脉。例如《汉书》有唐代颜师古注、清代王先谦补注和近代杨树达的《汉书窥管》等。元代胡三省注释的《资治通鉴》以音注为主,扫清了人们的阅读障碍,同时增补了很多历史背景,例如“城不浸者三版”,胡三省注:“高二尺为一版;三版,六尺。”

 

《三国志》叙事精略,但裴松之认为陈寿“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因此他的注不同于传统对训诂的重视,而是注重事实考证。在《上三国志注表》里,裴松之把注文总结为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论辩四类,以补充陈寿的脱漏、存录一事的不同说法为主。例如陈寿关于三顾茅庐的记载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是刘备主动去见的诸葛亮,这也是今天多数人所了解的。但裴松之在注中保留了《魏略》中“亮乃北行见备”的史料,保留了是诸葛亮主动去见刘备的说法。

 

删节:取其精华,纲举目张

 

古籍内容繁复,虽然《资治通鉴》的篇幅仅为十七史的1/10左右,但刊刻仍是一个大工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创新体例,以“纲目”阐发微言大义,“纲”仿《春秋》,“目”仿《左传》。朱熹批评《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正统的历史观,提出:“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潜称王而不正名。汉丞相(诸葛)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因此,他的《资治通鉴纲目》不同于《资治通鉴》在汉纪之后是魏纪,而是把蜀汉列为正统。宋代永明延寿的《宗镜录》集录《大藏经》100卷,清代雍正节选内容合为20卷,改成《御录宗镜大纲》,雍正指出了原著和节选的价值所在:“作《宗镜》者,正为窥教典之梯航,则删《宗镜》者,即为入《宗镜》之向导矣。”

 

除了内容的精编,还有篇目的选择。明代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200篇中精选出40篇,取名《今古奇观》流行于世。抱瓮老人所选篇目确实是“三言”“二拍”中的优秀之作,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抱瓮老人对原著比较尊重,例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只是删除了“闲话休提”等语句,修改了几句话。《今古奇观》刊行后风靡多年,后人又编了《续今古奇观》《今古奇闻》等“蹭热度”的图书。

 

值得注意的是,成语也是对前人的话的提炼,例如“死灰复燃”就出自汉代韩安国的一句“死灰独不复然乎”。南宋哲学家陆九渊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总结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类编:汇集各家,去芜存真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日本学者也钻研中国古籍,例如日本僧人遍照金刚编写的《文镜秘府论》是日本汉诗学的第一部著作,其中保留了很多唐代的史料,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清代学者杨守敬说:“此书盖为诗文声病而作,汇集沈隐侯、刘善经、刘滔、僧皎然、元兢及王氏、崔氏之说。今传世唯皎然之书,余皆泯灭。”

 

五灯包括法眼宗道原的《景德传灯录》、临济宗李遵勖的《天圣广灯录》、云门宗惟白的《建中靖国续灯录》、临济宗悟明的《联灯会要》、云门宗正受的《嘉泰普灯录》。五灯卷帙浩繁,多有重复,宋代普济“萃五灯为一集”,将五灯合为一书,以便观览。明代李贽把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明代焦竑的《焦氏类林》重新编辑,合成《初潭集》。《世说新语》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主题分类,李贽打破这一体例,按顺序分为《夫妇》《父子》《兄弟》《师友》《君臣》五部分,且把《夫妇》放在首位,《君臣》放在最后,提倡男女平等,甚至提出“男子不如也”,在那个年代颇为难得。

 

选集:广纳百家,成一家言

 

通过对前人著作的编选能选成一门学问的,当属《文选》。《文选》的入选标准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并通过所选篇目传达了文学主张。元代白珽提到:“唐有《文选》学,故一时文人多宗尚之。少陵亦教其子宗文、宗武熟读《文选》。少陵诗多用《选》语,但融化不觉耳。”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诗中明确提到《文选》:“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清代袁枚则进一步提出:“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选》理者,不独杜少陵也。”

 

但《文选》也存在不少问题,宋代苏轼直言:“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清代学者章学诚也对《文选》的编排、错误提出批评:“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犹其显然者也……《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诘;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览诸集,孰是深窥而有得者乎?”

 

选集有侧重某一文体的,例如在诗歌方面,有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唐代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清代沈德潜的《唐诗别裁》、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等,词有五代赵崇祚的《花间集》,小说则有宋代曾慥的《类说》。鲁迅认为:“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选本多有疏漏,但没有像《全唐诗》错那么多的。在明代胡震亨《唐音统签》和清代季振宜《唐诗》的基础上,康熙年间仅用一年半就编撰而成的《全唐诗》,由于成书仓促而误漏甚多,出现了很多张冠李戴,误收五代、宋、元诗人作品的情况,例如在“无考”中误收了元代唐珙的《题龙阳县青草湖》。

 

点评:澄怀格物,直抒胸臆

 

从《史记》的“太史公曰”到《汉书》的“赞曰”,再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史家会通过直接发表自己见解的方式臧否人物,这类点评在明清小说中格外突出。点评最主要的作用是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例如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提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可一居士甚至提出:“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

 

金圣叹点评《水浒传》、毛氏父子点评《三国演义》、张竹坡点评《金瓶梅》、脂砚斋点评《红楼梦》等,已经成为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一》中提出了写作的境界:“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金圣叹还对作家提出了要求:“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金圣叹的点评原则、方法影响至今。

 

古籍在当代的传承

 

古籍承载中华文明、凝结着民族智慧,是前人用心血、汗水甚至生命保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那些夹在经典作品字里行间的小字正是传承文脉的游丝。但古籍命运多舛,在战火、重修篡改中损毁众多。鲁迅先生曾提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带着时间的风霜走到今天实属不易,这要求我们在整理古籍的时候要端正态度。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护和传承古籍是今天的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让古籍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个时代课题。

 

既然前人已经整理过了,今天的人还能在古籍整理方面做些什么呢?随着中外文献、档案的出土,很多以前无法确认的事情已经有了新的证据,例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就证明张仪早于苏秦。如今影印的古籍比较多,网络检索、数字化等新技术的应用,让今天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有了极大的优势,不需要像古人一样费时多年来查证。但很多地方把古籍锁起来也不妥当,古籍也要“活”起来。今天,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我们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来解读经典,通过《古籍里的中国》等节目来普及,通过文化创意产品拉近人们与古籍的距离,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籍的价值,穿越时空跟古人交流,让文脉在当下传承。我们的文化还有很多模糊、断裂、矛盾的地方,需要今天的学者继续探索。(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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