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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画廊里又一成功的 “革命母亲”形象
字体:[ ] 日期: 2022-07-08 作者:
 

 

评剧现代戏《革命家庭》观后

仲呈祥 李华裔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戏曲舞台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红色献礼剧目。由天津评剧院院长曾昭娟主演、张曼君执导、徐新华编剧的评剧现代戏《革命家庭》,应运问世。该剧取材于真实的革命历史,在此之前,剧中原型人物陶承的自传《我的一家》以及据此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已为珠玉,家喻户晓。由著名电影演员塑造的革命母亲形象,更是深入民心。如今的评剧现代戏《革命家庭》,根据已有文学作品和电影再作舞台改编,充分彰显评剧艺术独特的审美优势,以主人公方承的悲壮人生作为情节主线,结构全剧。幕启,一张全家福照片映入眼帘,伴随方承的娓娓叙述,舞台上的一幕幕回忆串联起一个共产党员家庭的不朽传奇。

革命的道路遍布荆棘。多少仁人志士在追寻光明的征途中,为理想而舍生取义。方承如大多数女性一样,她也曾是一位羞涩的少女,一位贤淑的妻子,一位宽厚的母亲,也本该拥有属于普通女性的幸福:夫妻和睦、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但不幸的是,她的家庭因战争与革命接连遭遇变故,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她亲眼目睹丈夫和儿子为革命而牺牲,惨痛的现实一次次启蒙、坚定她革命到底的思想和意志。方承的伟大在于经历了一次次生离死别之后,她并未彷徨、消沉,而是愈挫愈强,坚定地接过战斗旗帜,踏着亲人和战士们前行的足迹,向前奔赴,即便深知前路艰险,却“虽九死其犹未悔”。最终,方承替逝去的亲人见证了革命的胜利。

评剧《革命家庭》遵循戏曲艺术规律,凸显评剧大众化、生活化的剧种优势和韵味醇厚的声腔风格,尤其是主演曾昭娟用独具的艺术积累和唱腔优势,去激活传统,融入现代审美意识。曾昭娟精心塑造的方承形象,是用戏曲程式展现革命历史、塑造现代人物的舞台艺术形象的又一成功范例。

一是遵循传统,大胆创造。曾昭娟艺宗评剧花(淑兰)派艺术。她扮相俊美、表演细腻、音域宽广、刚柔兼济。在忠实、全面继承花派传统表演风格基础上,她依据自身特点,对花派艺术的唱腔和戏路做出了创新和丰富。评剧现代戏《革命家庭》着重在全剧的矛盾冲突点及人物情感激荡处,编排唱腔、布局念白,以凸显情节张力和剧作主题意蕴。在主人公方承的声腔塑造上,曾昭娟绝非一味地“以声夺人”,而是精准把握人物性格和情感基调,张弛有致、声情并茂,做到了唱必由衷、音必感人。譬如“审讯室”一场,方承与儿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她强忍悲痛,因情起唱,将剧中人方承内心深处的汹涌波涛和藏于细微的情感波纹,都“形之于声”,时而慷慨激越,时而娓娓道来,使观众动情沉浸在如珠落玉盘的评剧声腔美感享受和启迪之中。

二是自立标高,迎难而上。曾昭娟在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塑造了多个令观众难以忘怀的角色,尤其是她在《凤阳情》《寄印传奇》《赵锦棠》《红高粱》等代表作品中所诠释的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一戏一格,异彩纷呈。戏曲演员的功力,最终要考验其在舞台上究竟塑造出多少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深入民心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又确实给观众带来了正能量和审美愉悦。也许正因为如此,曾昭娟成为当今天津评剧的带头人和顶梁柱,同时也奠定了她作为当今评剧舞台的领军人物的艺术地位。此次排演现代戏《革命家庭》,她说:“我要颠覆以往塑造的舞台形象,为方承重新树立表演样式,赋予其新的表演形式。”主人公方承年龄跨度大,从豆蔻年华到霜染鬓边,其一生经历了亲人离去、炮火硝烟等种种苦难,因此,在表演创作上极具难度。曾昭娟巧妙借鉴传统戏曲旦角行当特点,精雕细刻人物形象,呈现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方承”形象——如巧用闺门旦特点,刻画方承初为新娘的甜蜜与羞涩;而婚后有子的方承形象,则展现出青衣行当的端庄与深情;至于年老独居的方承形象,就充满老旦行当的沉稳与慈祥。曾昭娟通过不同行当的合理转换,完成了主人公方承从二八少女到暮年老妪的形象变更,她的表演从容有度、收放自如,灵动展现了一名普通劳动妇女走向革命成为革命母亲的心路历程。尤其可贵的是,将主人公方承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女性人格中隐忍坚毅、外柔内刚立体呈现于舞台,使整部作品具备了既酣畅淋漓又含蓄蕴藉的中华美学风貌。著名美学家钟惦棐曾说:真正的审美创造,是艺术家勇于给自己设置创作难点,又善于以审美方式翻越和克服这些难点,令难点转化为作品的亮点。曾昭娟在《革命家庭》中塑造的方承形象,堪称真正的审美创造。

当然,曾昭娟塑造方承形象所取得的新成就,也与导演张曼君的通力合作密不可分。该剧舞台时空自由、灵动,写意传神;场次之间过渡有序、衔接自然。独具匠心的导演手法与巧思设计运用得当,与剧中情节相得益彰。台上另设一道大幕,随剧情变化时而开启、时而闭合,与主人公的叙述环环相扣,让戏中有戏;天幕侧方的水车不仅映衬出三湘四水的民俗风貌,随剧情演变或转动、或停歇,也暗合着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在《革命家庭》中,张曼君从生活出发,将板凳和椅子作为支撑、延续其“歌舞化”风格的主要道具,剧中的“板凳舞”以及母子别离时各持一椅所进行的舞台调度皆为亮点。此外,多媒体屏幕与戏曲舞台表演交相融合,进一步丰富传统戏曲的叙事表达,观众也由此获得更为沉浸的观剧体验。


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戏曲力作
 

汪守德

评剧《革命家庭》是根据有“热血湘女”和“革命母亲”之称的陶承口述自传《我的一家》一书改编创作而成的。经过创作者们多轮精心的加工打磨之后,剧作显示出很高的思想艺术品质,也使评剧的特有魅力得到了新的展示。

《革命家庭》从1949年上海欢庆胜利与解放的热闹气氛切入,让已成为成熟革命者的女主人公方承,通过一张“全家福”的黑白照片,仿佛进入时光的幽深隧道。进入方承回忆的首先是其甜蜜美好的新婚时光。这时候的她还只是一名普通单纯、渴望幸福的旧式封闭女性承妹子,而丈夫江梅清却已是澎湃学生运动中的革命者和领导者。剧作以极为细腻的手法,表现两人在撩起红盖头的那一刻两情相悦、惺惺相惜的惊喜与欣赏。万分欣悦在心的她,甚至热切道出了“有他的日子赛蜜糖”“这辈子再无他想”,只求“儿女绕膝子孙满堂”的心声,还自认为从此伊始就是“江方氏”了。但身为革命者的梅清对此则不以为然,一句“你不是江方氏,你是方承”的恳切话语和热忱告诫,将其从旧梦中惊醒,进而不仅为其起名,还教其写名。这就使这一场次的新婚戏变得大有情趣和深意,即女主人公思想解放的萌动和人格的觉醒和独立,牵引着方承迈向了人生的新起点。

在接下来的几个场次中,剧作以丰富的剧情与语汇揭示和表现方承精神上更加清晰的转变与进步。在湖南长沙板塘乡,正展开着农民革命运动,作为运动组织者的梅清,有力地推动着土地改革等向纵深发展。在革命大潮的裹挟之下,方承则被众姐妹鼓动着将其“粑粑头”剪成象征革命的“二道毛”,而这又是由梅清亲自动手来完成这意味非凡的一剪。剧作在此是以明快的节奏与欢乐的气氛,来表现革命的蓬勃发展。然而大革命失败之殇,及梅清以严词斥敌与惨遭杀害,使方承既热血贲张,又有了天塌地陷、肝肠寸断般的悲怆之感。方承在残酷的斗争面前经受着考验,其心智、性格与境界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转变、递进与发展,其形象从一个革命者的妻子向伟大的革命母亲过渡。

剧作以更为跌宕起伏的叙事表现方承虽然拖儿带女,从长沙奔赴武汉,又从武汉辗转上海,历尽千辛万苦和颠沛流离,仍一心向党,苦苦寻找党的组织,寻找自己的大儿子立安。从构剧的角度看,有两场戏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一是母子重逢的戏,剧情设置了以暗号接头后意外相认的情节,这种人物于离乱之世才有的悲喜交集,既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又富含充沛的情感性。二是母子“相认”的戏,这是剧作的“戏眼”和重场戏,也是该剧最具经典意味的戏剧段落。要去苏区的立安因被叛徒认出而遭到逮捕,敌人阴险地逼问方承认不认识立安,在相认与不相认的两难之间,把一个母亲面对亲生骨肉处于生死关头所具有的内心痛苦,一个共产党员要保护党的最后一个联络点的政治自觉,极有层次也极为精准地刻画了出来。一个革命家庭的一对母子,就这样展现出极富牺牲精神、崇高伟岸的革命人格。

《革命家庭》的演出显示出剧作的高质量,充分展示了天津评剧院的强大艺术实力。该院院长曾昭娟曾获文华表演奖、两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众多重要奖项。她在《革命家庭》一剧中担任领衔主演,不仅使自身的艺术水平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更在新的挑战和创造面前,通过对革命者方承的经历和内心的深刻体察和悉心感悟,努力实现了表演上的自我超越。从讲述者母亲的端庄,到新娘发髻“粑粑头”的妩媚,到剪成革命头“二道毛”的飒爽,到作为南洋富商女性的典雅,再回到胜利后母亲的深情,头上发式与身上服饰都是随剧情的发展和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准确地体现出人物应有的年代感和年龄感。在此过程中,要不断地进行换装与抢装,这虽然给表演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曾昭娟很好地掌握了演出的节奏,并且不留痕迹地完成了造型上的转换。作为一位妻子与母亲,新婚、怀孕、背负襁褓等,都是其中应有之义,也是重要的符号与表征,所象征的是新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成长,所寓意的是母亲的艰辛、伟大与高尚。而作为一位女性革命者,这一角色坚贞内敛、不折不挠、深明大义,有着不同于一般的独特担当。这一切都被曾昭娟以其唱念做表上极其精湛稳健的拿捏与驾驭,特别是动静有致、仪态俊美的身段,声情并茂、穿云裂帛般的演唱,着力地塑造和演绎出来,使方承这个女性革命者形象、使这个曾经流血献身的革命家庭,在剧作中产生了一种直击人心的艺术震撼力。

评剧《革命家庭》还是一部艺术呈现上比较考究的戏曲。舞美的风格既平实又写意,有很强的代入感。特别是灰与红两种主色调的对比别具匠心,由于所表现的生活处于黑暗年代,因此舞台基本上以灰色为基调,以之衬托各种鲜艳的红色,如婚礼上的红窗、红烛、红灯,新娘头上的红花,身上的红衣、红裤、红盖头,革命运动中挥舞的旗帜、标语、红缨枪,乃至梅清胸前的鲜血,这既是对发生在旧世界生活影像的一种感知和提炼,也意味着在黑暗绝望之中给人以激情与希望,从而形成了剧作鲜明独特的时代意象和美学品格。在不同场次出现的水车车轮的形象及其不停地旋转的设计,增加了舞台的某种动感特征,象征着时间和历史的流动。群众演员的形体与舞蹈动作的编排与表现,运用得非常自然贴切,有助于渲染和营造时代气氛和特定情境,成为剧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戏曲重要方面的音乐和唱腔的设计,除了充分展示所有角色演员的唱功,使之产生很强音乐魅力和感染力之外,还特意将历史感和时代感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评剧《革命家庭》以一家人聚散沉浮、烈火金刚式的“家国同构”的叙事,反映和赞颂了在黑暗沉沦却血色火红的年代,革命者不畏生死、前仆后继的精神,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戏曲力作。其所成功讲述的以方承为代表的这个“革命家庭”,虽然只是千千万万革命家庭的一个缩影,但其所揭示的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洋溢的是革命的浩然正气,传递的是信仰的磅礴力量,在今天依然有着焕然一新、激动人心的思想内涵,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这个形象因深沉的爱与崇高心灵而绚烂动人

  健

天津评剧院创作演出的评剧《革命家庭》不仅仅源自真实历史、叙事角度与形象塑造,更在于主创们从熟悉的、经典化的题材文本出发,将一个观众耳熟能详的故事进行了人性化、精细化且富有情感张力的审美重塑,让作品中蕴涵的精神价值与信仰光芒在真实而鲜活的生命个体上获得了舞台重生。而完成这些任务,一方面离不开导演张曼君、编剧徐新华、主演曾昭娟三位女性主创的“合力攻关”,离不开她们对革命历史、崇高理想、亲情爱情等宏大与微观命题绵细、柔情、动情的表达与演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红色题材本身所蕴涵的巨大创作容量与文化价值,以及革命叙事与个人叙事、家国记忆与个体记忆之间相融相生的丰富延展空间。

怎么把方承这个形象塑造得可亲、可信、可敬,如何让这个在银幕上被经典化了的形象再次征服今天的新老观众?

在方承的精神蜕变中,该剧格外注重将个人情感悲喜、理想生成与家庭命运走向同中国革命的历史洪流结合在一起,通过时空的自由流转与人物内心活动的自然外化,凸显出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方承在剪发、护碑、寻子、相识、诀别等情节中精神成长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如第二场中“剪革命头”,方承从乡下女子的喜悦、穷苦农民的翻身中,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江梅清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她以剪发的行动支持丈夫的事业,“短了几寸”的是头发,但“近了几分”的却是她对丈夫的事业认同。第三场中的“护碑”,方承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为丈夫立碑,她进一步懂得共产党的使命就是让“穷苦人能把身翻”,坚定了她带着子女寻找组织的信念。第七场龙华监狱母子“诀别”这场戏的主要行动集中在“母子相看传心声”的过程中。面对遍体鳞伤的江立安和凶险狡诈的审讯官,身为母亲的方承怎忍心儿子经受如此折磨,她“忍不住脚步前移”靠近儿子,这是亲情使然。可是经过儿子细心的暗示,方承停住了脚步,看似镇定的外表下,是她“莫乱心神”“肝肠寸断”“稳住心神”的一系列层层递进的心理活动,是她一步步释放亲情的悲痛,逐渐走进儿子精神世界、进而真正理解革命目的的过程。当方承唱出“家碎换得山河整,为后代千家万户有和平”时,母子的“诀别”已经不单单是亲情的割舍、革命者的壮别,而是人间大爱与革命胸襟、伟岸情怀与崇高人格的高度融合,是为了正义事业而前仆后继的共产党人对于革命的必胜信念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该剧的二度创作再次显示出导演张曼君的“一戏一格”特色。整个舞台从一个以全家福为主体的巨大相框推开历史的大门,“全家福”的照片和简单的家居陈设构成的现实空间与相框内展开的历史空间相互映衬,不同场景之间的切换自然、流畅。道具的设计和运用别有新意,与演员的表演、人物内心的转变融为一体,如第7场的两把椅子,导演通过巧妙的空间布局与位置变化,借助椅子的一抬一转一坐,将母子二人内心戏的交流以及方承心理的几次转换加以外化,清晰、真切、感人。

曾昭娟发挥自身声腔和表演专长,注重从情与声、形与神的细微调整中把握角色内心的成长,从表情、动作、台词、唱腔、节奏等的独到设计、精准捕捉中寻找形象的生命光彩,既展现了不同历史和生活场景下人物坚韧、坚强、乐观的个性,又表现了其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党员风雨同舟、大爱无疆、初心不改的共性,特别是“别夫”“护碑”“失子”等几场感情的重头戏,极富情感的穿透力,达到了唱腔新的高度,也让“方承”成为新时代评剧舞台上一个值得铭记的典型形象。

沿着今天的评剧《革命家庭》,重温当年的同名电影,再翻看回忆录《我的一家》,尽管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贯穿其中的对于革命者的缅怀、历史的尊重、信仰的坚守是始终未变的。该剧传承的不仅仅是一种情怀、一种信念,更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书写方式,这其中既包含着那个时代的真挚、淳朴与纯粹,也闪耀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光芒,而从这片文化土壤中孕育的艺术形象——方承,也因深沉的爱与崇高的心灵而更加绚烂动人。

别具一格、浓情写意的家国叙事

郑荣健

天津评剧院创排的评剧《革命家庭》改编自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不以慷慨豪壮示于万众瞩目之中,而是款款相惜地说给旧识故人听。

《革命家庭》讲述了方承出嫁为人妻、育儿为人母,亲历丈夫、儿女前仆后继为革命奔走牺牲,而自己也从对爱情、亲情的眷恋维护中不断成长,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以家庭为单元展开的跨越漫长岁月的舞台叙事,其实较难组织戏剧冲突。但这部戏选择了一种主观的视角——以方承的回忆来切入、取舍和展开,给整个故事赋予一种极易产生共情的情感基调,从而让作品呈现出一种调度自由的别致格式和浓情写意的表现风格。叙述与代言相结合的独特样式,可能是吸引观众的最直观印象。张曼君向来擅长通过民间歌舞来展开叙事调度,这样的探索于她而言游刃有余,但对于评剧来讲,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内涵和价值。  

评剧《革命家庭》显示出鲜明浓郁的以叙带情、以演带戏的特征。该剧以一段段叙述打开了戏剧场面,包括“新婚识字”“剪革命头”“武汉寻亲”“留守上海”“宣誓入党”“访儿探监”等。极具年代感和重大事件标识性的背幕投影,展开了风雨如磐的旧时代画面,让个体处境、家庭叙事被投进历史的滚滚洪流当中。叙述本无戏,但主观视角的情感变化及贯穿,让表导演的起承转合有了依据,而情感附丽于、生发为一个个表导演细节,在相应的场面和情境中,情态如抽枝吐蕊,情感如江河汇流,最终成就了人物的鲜明性格和光彩形象。

曾昭娟的嗓音纯正、音域宽广,是卓有成就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她以一人贯穿全剧饰演了从青年、中年到老年不同年龄段的方承,难度可想而知;但在她的表演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大气和从容。她所展现出来的运用唱腔身段塑造人物的能力,是炉火纯青的。在方承以老年形象出场展开回忆的表演中,除夕夜,正值万家团圆之际,可因为家庭成员先后牺牲,她只能面对着唯一的一张全家福。因此,她的情绪是复杂的、沧桑的、遗憾的、怀恋的。曾昭娟对此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体悟,并不满足于功能化的要求,而是通过把握这个主题情势,由情入戏。

一般情况下,叙述与代言的跳进跳出,主要是文本和舞台调度意义上的。但好的表演能增光添彩,实现由情入戏、跳进跳出。如“那一回只听得鞭炮响”,开始是平稳的、沉郁的,到“响”字忽由抑转扬,转入“我二八青春正芬芳”,回忆起当年出嫁上花轿时的情景,人物一下子就进入一种慌乱、娇羞、期待的新娘情态当中。到这一大段戏告一段落,尽管人仍在情境中,实际视角已重归回忆,“有他的日子赛蜜糖”把腔的重音落到“糖”字并以上颚音尾衬出之,以表现初建家庭时的欣喜和满足,从声情进而落脚到小垛板的辞情,不知不觉回归到一种叙述的状态。类似的出入情境过程,咬字运腔皆有尺寸,在剧中有丰富的体现。

评剧《革命家庭》导演的调度处理简洁流畅,一些符号的运用、场面的安排、主题的点逗,往往不着痕迹却意趣盎然。其起承转合之清晰,不仅体现在以方承成长轨迹为切入点的整体叙事结构之上,更体现在一段段演唱叙述之中。“谁承想这一次把任务领,成了我心底之痛伴一生”那一大段唱,充满了戏剧张力。那“心底”低回的运腔,那“痛伴一生”声如裂帛的顿挫,那委顿坐下不得不继续讲述的如泣如诉,何等催人肝肠。当所有的回忆最终定格为一张全家福,当画面从过去又回到了叙述的现场,一个为革命奔走牺牲的家庭群像,也深深地烙印到观众心里。  

评剧《革命家庭》在音乐元素的运用上是十分大胆的。比如,结合人物湖湘籍贯的身份,采用了渔鼓、花鼓的元素;在表现工人运动场面时,又把国际歌的主题引了进来。这些对于丰富和拓展评剧的表现力,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对于戏曲来说,现代戏探索是一个长久的课题,评剧也是如此。当戏剧冲突越来越多地成为组织戏剧情节的核心,当抒情越来越成为“冲突律”推进高潮的技巧手段,真正以情感来结构故事的戏曲实践其实已非主流。这里不是否定“冲突律”的价值,而是试图在戏曲的本体意义上,通过评剧《革命家庭》的探索实践去窥见传承转化的一种可能性和必要性。其用诗意的探索、诗性的品格和具有开拓意识的创新创造,在传统基础上打开了一种更加开阔和动态的体例和格式,这是本体研究应该给予关注的。评剧《革命家庭》在革命题材领域为这一戏曲剧种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写春秋而赓续红色文化,塑群像而抒发家国情怀。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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